一、“新经济”一词多次出现
➢[1]在博鳌亚洲论坛2014年年会开幕式上,李克强作主旨演讲时曾介绍“新经济”的主要内容:
各国要顺应全球新技术革命大趋势,加强相互交流,借鉴彼此经验,促进科技进步和人才培养,尤其是青年人才的培养,推动以绿色能源环保、互联网等为重要内容的“新经济”发展,占领未来发展制高点,提升产业和经济竞争力。
可以看出,总理认为,绿色能源环保、互联网是“新经济”发展的主要内容。
➢[2]在2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详解“新经济”: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正面临转型的阵痛期,再让传统动能继续保持过去那样的高增长,不符合经济规律。但只要我们坚韧地走过来,让“新经济”形成新的“S型曲线”,(在后文中会详解“S型曲线”)就会带动起中国经济新的动能。”
➢[3]在201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提到,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这样一个关键时期,必须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发展新经济。这是“新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今年以来,“新经济”多次出现在李克强的讲话中。
二、定义
李克强总理2016年4月15日在北京大学国发院考察时,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向总理介绍了“新经济指数”这一最新研究成果,指数显示,我国在传统经济复苏之前,新经济最近表现非常活跃。李总理提到管理学、经济学中的“S型曲线”理论:当旧动能增长乏力的时候,新的动能异军突起,就能够支撑起新的发展。
“S型曲线”理论是指:每一种技术的增长都是一条条独立的“S型曲线”,一个技术在导入期技术进步比较缓慢,一旦进入成长期就会呈现指数型增长,但是技术进入成熟期就走向曲线顶端,会出现增长率放缓、动力缺乏的问题。而这个时候,会有新的技术在下方蓬勃发展,形成新的“S型曲线”,最终超越传统技术。因此,新旧技术的转换更迭,共同推动形成技术不断进步的高峰,从而带动“新经济”的发展。
“新经济”是相对于传统经济而言的,主要指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由信息技术革命带动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龙头的经济,包括“互联网+”、先进制造业、新能源、新材料、新业态等重要内容。
三、新“S型曲线”驱动“新经济”
“S型曲线”理论对于当前我国新旧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实践意义:
一方面,过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动能走向“S型曲线”的顶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传统动能是驱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动力,但是近年来传统动能已经开始走向“S型曲线”的“天花板”,正面临经济转型的“拐点”。如果我们再依靠“强刺激”来维持过去那样的经济高速增长,那么就只能导致投资收益递减,会造成中国足彩网的“僵尸企业”、产能过剩、技术退步等现象。而且,回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轨迹,也可以进一步验证“S型曲线”理论,即传统动能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会出现减弱,这是不可逆转的规律。
另一方面,在传统动能走向减弱的时候,需要一条条新的“S型曲线”来驱动新动能异军突起,实现“新经济”的快速增长。如果在旧的技术下方有一条条新的很陡峭的“S型曲线”,加大对新技术投入就能提供更持久的技术进步,实现投资收益递增,为经济增长带来新动能。虽然目前我国一些传统经济部门出现调整,但是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新动能正在驱动经济增长。2015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半壁江山”;消费占GDP超过60%,已经替代投资和出口成为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在产业经济发展方面,“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和业态蓬勃发展;2014年中国高技术出口已经超过日本,中国制造的无人机、智能手机以及高铁都已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力,从事高科技制造业的企业数量也从2000年的不足1万家增至近3万家。种种迹象表明,创新已经开始驱动“新经济”发展,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质变”。
四、加快发展新经济是我国供给侧改革的重要内容
一方面加快发展新经济,将形成新旧动能接续转换,为我国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提供新动力。当前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和传统动能转型,才能推动经济持续增长、跃上新台阶。通过大力发展各种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同步建立健全新制度、新体制、新机制,将产生源源不断的新动力。同时,新动能成长起来,创造出大量就业岗位,就能为传统产业增效升级和人员分流创造条件,从而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使传统经济焕发出新动力。
另一方面,加快发展新经济,将为我国追赶发达国家甚至“弯道超车”提供历史机遇。近年来,我国以互联网经济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新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在互联网购物消费配送、互联网社交微信应用、互联网金融创新等方面保持了一定程度的领先优势。加快发展新经济,将巩固和扩大我国互联网经济方面的优势,并培育和形成其他领域如新能源、新材料、分享经济、绿色经济、绿色金融等新经济的优势,这就为我国“弯道超车”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五、新旧动能转换三点政策建议
“十三五”期间,我国如何走出一条条新的“S型曲线”来带动新旧动能转换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提醒各位,新经济的内涵、怎样让新经济带动中国经济新的动能等问题都可出遴选考题。
首先,解决“S型曲线”导入期市场失灵问题。根据“S型曲线”理论,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一项新的技术在导入期发展非常缓慢,面临着研发失败、市场失败、旧技术锁定等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政府对技术创新的“援助之手”不能采取“大水漫灌”方式。政府发挥作用应该在技术导入期,而不是快速成长期,更不是成熟期。由于技术进入成长期企业自然会盈利,政府再进入干预,只能造成企业不公平竞争,反而会抑制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技术进入成熟期,政府再进行扶持,更会造成旧技术锁定,延缓国家整体技术进步速度。因此,政府应利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政策工具,通过项目补助、基金介入、税收减免、创新券等方式促进新技术快速进入成长期。
其次,着力营造创新驱动“新经济”发展的生态环境。
一是打通国外知识产权转移到我国促进“新经济”发展的“高速公路”。目前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一些国家掌握了大量知识产权和技术,但是缺乏广阔的技术应用市场,而我国知识产权和技术应用市场非常广阔,因此,我国应加大违反知识产权法的惩处力度,塑造公民和企业的契约精神,建立国际信赖的诚信体系;
二是打通高校和科研机构科研成果转化的“高速公路”,大力发展科技成果转化中介组织,实行科研人员入股分成的激励方式来调动科研成果在企业实现商业化的积极性;
三是打通国有企业科研成果转化的“高速公路”。国有企业拥有雄厚的科研力量,但是由于激励不对称,科研人员创新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建议通过科研人员内部研发分成,以及科研人员外包科研项目分成等方式来激励科研人员创新,从而促进“新经济”发展。
最后,注重营造创新驱动创业的生态环境。
一方面继续大力推动“简政放权”“商事制度”改革,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和旧技术所形成的是两条“S型曲线”,一项新的技术出现,一般代表着一批新的企业实现创业成功。因此,这就需要政府营造优良的创新驱动创业的生态环境。政府不仅要减少新技术创业进入市场的行政审批手续和各种行政壁垒,还要对新生事物带有包容和欢迎态度,不要干预“新经济”对传统经济所造成的冲击。
另一方面,通过供给侧改革营造创新驱动创业的“普惠阳光”。政府应该着力建设面向所有企业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平台,实行普惠制减税降低创业成本,最大可能减少产业扶持政策,尤其是减少重点产业、主导产业、特色产业、重点企业等特殊照顾,形成市场决定企业成败的关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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