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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聚焦：在《广州市拾遗物品管理规定》(下称《规定》)征求公众意见3年多后，14届184次市政府常务会议昨日审议通过了该《规定》。新快报记者了解到，审议通过的《规定》保留了此前备受争议的“拾金不昧奖10%”相关条款，《规定》明确，处理无人认领的物品后，公安部门按拾获财物价值10%的金额对拾得人给予 奖励。

热点话题：拾金不昧或可获奖励10%，你怎么看?

正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完全靠道德舆论的力量维持拾金不昧的善行并不太现实，有偿失物招领也不失为一种次优选择。

首先，有偿拾遗可不可以有，本不该成为问题。从成本上说，拾遗并不是没有成本。比如，打电话联系失主，保存失物，将拾得物品交送到派出所，这都在消耗着时间和物质成本。而且，在人员流动越来越快，公众的时间越来越“贵”的今天，拾遗的成本付出也在跟着水涨船高。在这种情况下，在法律层面给予拾遗者一定的补偿，保证他们助人为乐的热情，有何不可?

其次，制定奖励标准，也能有效避免纷争。近年来，拾遗者索要报酬，反引发纷争的案例不断增加。譬如，今年2月，西安的李先生在面馆就餐时，不慎将一个装有百万元工程合同及身份证、私章等物品的黑色提包丢失。而捡到包的人，“希望能得到3000元报酬”，最终谈判破裂双方不得不对簿公堂。捡到包裹送还失主，本是助人为乐的义举。索要一定的报酬也未尝不可。为何这出喜剧演成了悲剧?就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奖励标准。无法可据双方自然会各说各话。因此，制定奖励标准，也是一份矛盾的调和剂。

再者，奖励拾遗者也是国际惯例。比如，日本规定，拾遗者的报酬数额，不应少于遗失物价值的百分之五。而法国的奖励更具体，“对海上的遗失物，沿海的遗失物，陆地上的遗失物,分别给予拾得人不同比例的补偿。”而且，拾遗补偿也确实激发了公众的热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国外的这些经验做法，显然该对我们激发拾得人热情方面，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有偿拾遗也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瑕不掩瑜，我们不能因此否定有偿拾遗，更不能随便给它贴上道德沦陷的标签!

反方：当拾金不昧需要有偿的时候，它就标志着道德正在沦陷，且有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

当拾金不昧、见义勇为这样的善行要依靠政策鼓励来扶持的时候，人民的道德约束行为已经沦落到何等不堪的地步?用金钱买道德是一错再错，拾金不昧可获奖励问题也不少。

一者，看似扶道德，实则是推道德;二者，奖励由谁承担要合计好;三者，拾物皆奖，不可操作。拾物有奖，很容易理解为“有偿失物招领”。可拾金不昧是几千年的道德风尚，我们弄丢了已经对不起祖宗了，这都是金钱惹的祸，如今再来个“有偿失物招领”，用金钱来买“道德”，是一错再错，是道德的进一步倒退和滑坡，不可为。

既然是为了挽救道德，防止道德继续滑坡，这个责任是大家的，换言之，是政府和社会的，不是个体的，不能说甲丢失了物品，反倒要甲出钱奖励拾金不昧的“好人”，拾金不昧的人也不能自个儿要求丢失物品的人付“奖励”，否则，就不是奖励，而是索取报酬了，拾金不昧变成了“拾金取酬”，还叫什么好人好事，还算什么道德?

奖励拾金不昧，并非金钱不可，而是根据拾金不昧者的自愿，对一些不要物质奖励的拾金不昧者，可以从精神上给予重奖，以弘扬可贵的道德品质。对于愿意接受物质奖励的，不能笼统地说按“失物价值10%”奖励，因为有的失物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比如文件、证件、信件以及婴孩儿等生命，如何用货币衡量?该奖励拾金不昧者多少?因此，“拾物有奖”，有很多不可预见的事，不具备可操作性，弄不好可能产生矛盾。退一步说，即使要对拾金不昧者进行奖励，而且获得了全社会多数人的支持，这个比例也是有问题的，而“拾物有奖”由失主承担“奖励”，实则是“有偿拾物”，道德已经变味，可以休矣。